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2000年世界上大约有8万人死亡和4.6亿生命损失年(lostlife-years)是由于城市空气污染所致，其中约有2/3死亡率和生命损失年发生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。据估算，全球3%的青少年心血管死亡率、约5%的支气管和肺癌死亡率和约1%儿童的急性呼吸感染死亡率都是由大气中颗粒物污染所致。

　　空气污染也造成极大经济损失。2007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空气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估算得出，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占G D P的3.8%。有专家对中国111个大中型城市的健康经济效益分析显示，2004年颗粒物PM 10污染导致的总的健康经济损失大约为2334亿元。

　　开展区域煤炭总量控制是关键 

　　2012年12月5日，国家环保部发布了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(以下简称“《规划》”)规划要求全国涉及近14%国土面积的47个城市到2015年前，完成PM 2.5下降5%的指标；对于空气污染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城市，必须编制空气污染达标规划。

　　2012年，PM 2.5治理更是被列为北京市的“一号实事”，6月1日，北京市的汽柴油执行京Ⅴ标准，首次规定了颗粒物的排放限值。在12月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中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国重点区域PM 2.5年均浓度要求下降5%，而北京则是15%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国过半的PM 2.5超标的城市里，至今只有北京明确提出了PM 2.5在2030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治理时间表。

　　但专家表示，《规划》里5%改善目标的制定是按照重点区域煤炭消费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增加30%、机动车增加50%的假设来计算的———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，即使采取最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(即末端污染治理技术)，未来五年重点区域PM 2.5的下降目标仅能达到5%。面对多个城市超标数倍、公共健康代价巨大的现实，这样的煤炭消费增长、机动车增加趋势意味着达标路漫漫。

　　“按照近期颁布的国家规划，中国大部分超标城市需要至少20年把空气质量治理到国家二级标准。这意味着下一代人要继续时刻暴露在高度威胁健康的污染中，而中国的公众等不起20年。”周嵘道。

　　潘小川等人的研究指出，在PM 2.5治理和防护，需要多管齐下，不仅需要公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并掌握有效的防护手段，更需要政府带头深入对中国P M2.5的研究与监测，制定相关的治理政策。

　　首先就是要开展区域煤炭总量控制。基于单纯末端空气污染控制已不足以解决中国空气污染的严峻现实，如不大力控制燃煤总量增速过快的趋势，很有可能“十二五”期间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末端减排控制成果会被燃煤增加排放抵消，其排放的其他特征污染物也会进一步加剧空气污染。因此，在PM 2.5污染尤为严重的重点区域应当考虑立即开展区域煤炭总量消费控制，有条件的城市群、区域开展跨行政区的煤炭消费零增长控制甚至削减目标。

　　其次，应立即推动现有燃煤电厂的脱硝改造和工业锅炉的关停与脱硫、脱硝改造。虽然国家已经发布《火电行业污染排放标准》，大幅收紧电力行业各项污染物排放限制并明确现有电厂需要在2014年7月达到排放标准，但自标准实施至今，火电行业脱硝改造进展甚缓。

　　最后，进一步改进排污收费政策。中国现有的大气污染物排污费大大低于企业治理污染物成本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治污的积极主动性，也使得排污合法的边界模糊。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，并加强监管，大大提高企业违法成本。

　　此外，宋国君表示，机动车排放的尾气也是可吸入颗粒物(如PM 2.5和PM 10)的重要源头。据悉，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两亿辆，而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520万辆。有研究显示，在北京地区的主要污染源中，机动车尾气排放所占比例最大，超过了50%。宋国君认为，相关部门也需要在机动车尾气排放方面加大整治力度，提高油品质量，控制机动车数量，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，提倡绿色出行。

来源:经济参考报